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记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

罗荣渠，四川省荣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历史学领域现代化理论与历史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1945年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6年起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除了现代化研究外，罗荣渠还在美国史、拉丁美洲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有重要成果和影响。代表作有《现代化新论》《从“西化”到现代化》《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美洲史论》等。

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的研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点，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探讨世界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研究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研究，这样“起始于史学，又回归于史学”，最后通过现代化研究建立了历史研究新范式。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罗荣渠先生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罗文谟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与张大千、徐悲鸿诸先生丹青至交，常泼墨于一纸。家庭影响使他从小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家藏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胡适、钱穆、萧一山、冯友兰、朱光潜等人的著作，他都广为阅读。

1945年他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次年复校北上，转入北大史学系。无论是昆明联大，还是后来的红楼北大，名师荟萃，学术氛围浓厚。他如鱼得水，广泛选听了裴文中、王崇武、唐兰、潘光旦和张奚若的课程。张奚若教授一次讲马克思思想的课，他是在教室外的墙角下旁听的，并认真做了笔记。与父亲有过交往的朱自清和朱光潜先生，他在昆明求学时常去拜访和讨教。

名师讲座，听众爆满，场面热烈，而爱好思考的学子们，则少不了对他们评头品足。当年的罗先生听了张东荪教授演讲“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理学”后，又对照阅读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他在日记中写下长篇评述，对张教授的理论反复提出质疑。而当时他只是刚刚20岁的历史系学生。

罗荣渠先生的治学之路是从中国史起步的，后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能够中西贯通、匠心独运，做出令人瞩目的成果，得益于年轻时所打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功底。

开拓美洲史研究

1956年，罗先生返回母校，开始了为时40年的教学生涯。他治学领域广阔，涉及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拉丁美洲史、殖民主义史和史学理论等，尤其在美洲史研究方面，很快显露了他出众的才华。

20世纪60年代初，罗先生开辟了拉丁美洲史研究，他在美洲史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是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最初是由一位国外汉学家提出来的。这一问题引起了初涉美洲史罗先生的兴趣，很想查明究竟。他通过对中国《梁书》等有关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发现这个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于是他就从相反方面立论，写成《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62年，他在北大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以大量的史实、严密的考证，对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这场争论作了否定的回答，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该文成为罗先生的成名之作。

197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下发现“石锚”，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问题的争论再起。罗先生遂写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一文，用新的方法和资料充实了论证，从理论上对研究美洲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扶桑国研究显示了作者在古典文献、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深厚功力及地理、气象、航海等方面的学识，文章气势磅礴、论述精到，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7次写信表示支持。

罗先生在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他发出了“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的呼吁。这篇刊于《历史研究》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和宏观的理论思考，论述了“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的重要性。他提出应改变以往对美国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状况，开创研究工作适应时代前进步伐的新局面。1992年，为纪念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罗先生撰写了《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对郑和、哥伦布、达·伽马东西三大航行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这是具有相似历史外表下的不同内涵的两种类型的航海。李慎之先生评价该文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考古论今的大文章”。

现代化研究“起始于史学，又回归于史学”

从1986年起，在罗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在我国世界史领域开辟了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研究。

他以花甲之年呕心沥血从事的现代化研究，究竟有什么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呢？这需要联系当时历史背景才能理解。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历史大变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必然会影响和推动中国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正是适应了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理论需要。他的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先生对现代化研究，首先是从历史发展基本理论方面的突破开始的。二战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和基本概念，是由西方社会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的研究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这种进化史观，相对于传统的循环史观，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是一种单线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西方现代化理论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更归结为“西方化”的过程。

罗先生提出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重新探讨这个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他指出，以往苏联单线发展论的症结所在，即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这种理论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他认为，从宏观历史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并不是划一的、同步的。因为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可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表现了多样性的特征。这正是“多线”的含义。而这种“多线”，又是一元的多线图式。“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的变革。于是，人类社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元多线”的发展图式，既突出生产力的主导地位，又肯定多因素的作用，体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这样，“一元多线”论既回答了为什么现代化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也回答了为什么不顾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各种乌托邦超越式发展，同样此路不通。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解释，从而代替了机械的和片面的解释。

二是运用一元多线发展观，对全球现代化的总趋势，对世界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新的探索。罗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对社会变迁的形式进行了分类，并归纳出两种基本类型的现代化进程。一种是内源性现代化，主要包括西欧诸国；另一种是外源性现代化，主要指东方各国及拉美等地区。他结合史实，具体分析了现代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论述了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归纳出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和几种基本发展模式。亚非拉三大洲从世界历史的后台进入前台，卷入世界发展大潮，东亚的重新崛起，这是20世纪的全球巨变。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讨，是罗先生现代化研究中用力最大、最具现实意义的一个部分，是“一元多线”论的应用。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罗先生历来主张“应该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乃是世界各种内外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他以三次模式大转换为脉络，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在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努力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根本上抑制了危机，而1979年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最终使中国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三是开展现代化研究对于历史研究本身的意义。以探索现代化大潮为主题，并没有脱离史学。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的研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点，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探讨世界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研究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研究，这样“起始于史学，又回归于史学”，最后通过现代化研究建立了历史研究新范式。
历史学要面向未来

现代化研究对于建立历史研究新范式的意义，不能理解为只是现代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和扩大，或看作仅仅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某个新的领域，提出了某些新观点。其意义在于把“现代化”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而把“现代化”引进历史研究领域，确立以现代世界的变革和发展进程作为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既为建构现代化研究新范式，也为创立历史研究新范式和建构世界历史写作的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罗荣渠先生在他几十年的治学道路上，念念不忘的是“历史学要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正是这样的使命感，激励着他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在历史研究和现代化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重大开创性的成果。